年2月，中国狭义货币M1同比增速仅为1.2%，这是自2022年1月以来的新低，说明中国企业部门扩大再生产与投资的动力很弱。结合2003年非典经验，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将对我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冲击，但这种冲击往往是一次性的。由于产权约束、公司治理不到位，加上经济过热、金融秩序混乱、行政干预、国企亏损等因素，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剧增，不良资产率甚至高于危机国家。
然而，考虑到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要风险在于三四线城市商品房的过度供应，这一风险迄今为止还尚未得到有效应对。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8年我国调整宏观政策取向，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其一，疫情的爆发引起资本市场波动，短期内削弱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与国有经济的困境相反，非国有经济（集体、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等）快速成长，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
在货币政策方面，预计2024年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发生如下变化：首先，央行可能继续下调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基本是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盈利；当时国企对经济增长、利润和就业的贡献大幅下降。对中国加征新关税，在最后一刻被叫停，美国政商界出了严重的内讧。
早在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就暴露了次级抵押债券的风险；从2007年8月开始，美联储作出反应，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以增加市场信心，美国股市也得以在高位维持，形势看来似乎不是很坏。一是在疫情爆发、扩散期间，企业生产经营受到影响，企业的信贷需求将进一步削弱，冲击商业银行贷款业务。
近年实际汇率走弱伴随阶段性的逆向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需求不足环境下市场主体信心不足与预期偏弱影响国际收支，对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所需的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产生牵制作用。打一个大算盘并不难：只要国内需求大幅扩大，近年来巨大的制造业产能服务于外部需求，只要其中一部分转向国内，中国经济不仅会继续高速增长，还会弥补全球经济的寒冬。
从2003年SARS、2012年和2015年MERS等重大传染病对股市影响来看，基本为短期负面冲击（表1）。根植于经济体制的内在精神与长期取向，我国公共资源长期主要投向培育和提升供给侧技术进步与生产能力，对推动生产力发展与成就上述经济供强格局作用凸显；然而就提升需求尤其是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而言，虽然在政策方针层面也一直关注重视，然而资源分配投入的规模则明显较小和力度相对不足。